尋找普洱茶的“文化蹤跡”
明史之間的錯位，從而呈現出一種不是巧合的政治學意義。我們可以進一步尋索歷史，繼續(xù)去發(fā)掘茶作為一種自然史對象與作為一種族群關系象征物對象被改頭換面、張冠李戴的秘密。漢代，也許是茶從它作為邊緣的本真端點播散到華夏文化中心的開始，它的實際中轉站正是西南邊陲的巴蜀一隅。也有可能巴蜀人在他近鄰指導下完成了本土化的茶樹移栽和培育工作，甚至就是在這個時候，中原地區(qū)后來盛行的小葉種綠茶有了它漢化的起源，但這點已經微渺難尋，無跡可考了。
從漢代到唐代，茶在中原地區(qū)以一種尚不是陽春白雪的形式生長、傳播，可以想見那個時段的茶，在人們的生活中并沒有被賦予像后來那樣的風花雪月型的文化象征、詩性情感或儀典規(guī)范的涵義，而是以類似于柴米油鹽的實用價值被人們消費和消化，至多像歐洲人才接觸到茶時那樣，將它的藥用保健價值神秘化。這種茶觀更接近于西南方向的蠻夷。也許把茶最終納入漢文化尤其儒家文化禮儀系統(tǒng)中進行象征處理的人首推唐人陸羽，這點從他的著作題名和后人對它的尊稱中可以看出，"經"、"圣"都是極為典型的儒家用語。
唐宋以降，茶被文人士大夫以詩詞歌賦、琴棋書畫等格調馴化（或者說漢化），實際上，這就是一種權力的賦予與剝奪。在這一過程的同時，一系列優(yōu)雅的充滿宮廷脂粉氣息或江南水鄉(xiāng)意境的茶品命名應運而生--貴妃玉環(huán)、龍井、洞庭碧螺春、君山銀針、廬山云霧在詩情畫意的道具、程式、程序中，茶的本真面目、茶的精髓被湮沒、榨干。
2、橫向的"蹤跡"
根據歷史地理狀況，綠茶似乎和中原漢文化包括其精神文化變遷和政治興衰有某種密切聯系。沿海一帶的烏龍茶自古就浸透著商業(yè)氣息。而云南的普洱 茶則以一種邊緣的姿態(tài)，更多是與當地人的生存息息相關，因而別具一格。從中華帝國的政治格局看，綠茶為中心，烏龍茶為邊緣，普洱 茶則更加的邊緣。這種格局從當茶被納入中華帝國文化系統(tǒng)中開始，直到今天，都是這樣。
除了葉片大小之分外，茶葉在生物學性質上并沒有太大差異，茶的制作加工工藝才是決定茶品和茶名的關鍵。正是這樣，小葉種茶才會區(qū)分出綠、紅、青（烏龍）幾種。如果要為普洱 茶在中國茶系統(tǒng)中定位，尋求它的獨特性，除了明顯的葉種區(qū)分外，制作工藝也極為關鍵。茶的制作工藝分為采摘、選葉、殺青（萎凋）、發(fā)酵、成形，在這些環(huán)節(jié)中，可以發(fā)現普洱 茶與其他茶種的區(qū)別或者說對抗。好的綠茶，比如龍井，從采摘時就開始極為講究，采摘的時間、采摘的芽葉都被嚴格控制，精挑細選、人為淘汰那些不符合優(yōu)雅、美感標準的葉片，這種篩選后的產物呈現出千篇一律的樣態(tài)，纖細、嬌嫩，體現出漢文化一貫推崇的陰柔之美。殺青的過程也相當規(guī)范，溫度、濕度、手法都形成了一套既定的操作程序，其目的在于將茶葉中的酶恰到好處地驅逐出去，從而讓
